不管怎样，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

        日本对中国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2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兆铭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对方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兆铭建立政府的这个设想。

        1939年5月26日，汪兆铭在山东济南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兆铭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予汪兆铭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政府以及“迁都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迁都”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合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39年5月31日，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

        日方尽管对汪兆铭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文吕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

        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兆铭被安排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兆铭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兆铭提出在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上，平沼先是说除了此事的起因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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