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养健没有多说，而是直接就关键点开始提问不知汪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要求？”

        汪兆铭皱了皱眉，才细声谈起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

        怕犬养健误会了的立场，他还对具体细节进行了补充说明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犬养健听得出汪兆铭的担心，他何尝不是受困于国内的政治漩涡呢，连承诺都不敢请予，只能苦笑着回答汪固然是爱国的家，我何尝不是，但这种爱，国家里的民众未必会接受，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情况其实都是如此。~”

        面对这种惨痛的事实，汪兆铭不得不再次感慨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

        这样的话语是无比苦涩的，因为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

        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

        由于这些缘故，在和平运动的征途上，汪兆铭和犬养健都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

        但为了彼此的国家，以及亚洲局势的稳定，两人都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他们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和谈者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

        也只有在胜利结束的时候，对于爱国秉持不同理念的人，才能与昔日的同胞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负责和谈事物的日方另一位代表影佐祯昭，就被这样的一番话所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兆铭最高级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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