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长城还是要修的，不过修的材料不是土石，而是鞑虏的首级，只要鞑虏还在大明边疆滋扰一天，用人头修筑的关隘就会更雄伟·直至鞑虏死光，或者再也不出现在大明人的视线之内。./”

        这等豪言，让人只是一听·便热血沸腾了，李兆先很清楚，同窗们听了之后，都恨不得立刻投笔从戎，往边关去建功立业，驱除鞑虏。就算不能，也要尽早完成学业，加入大明雄起于世的洪流之中，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中，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比之正德三年的离乱惊忧·接踵而来的正德四年是很令人期待和神往的。学院中，专修经史的学员，已经给正德三年起了一个乱离之年的代称，同时，也满怀憧憬的将正德四年命名为飞腾之年。

        这名字很贴切，也很符合大明人如今的认知·所以，消息一经传出，立刻不胫而走，迅速传播了整个京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戴。在飞腾之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了所有大明人的课题，尤其是对京城人来说，占先机的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的。

        所以，尽管除夕夜不曾如去年一样，举行各种表演和比赛，可京城整体的气氛依然是热烈，且喜庆的。与之相比，士林间的惊骇与愁苦，以及更进一步的凄凉，就是那么的不值一提了。

        大学士杨廷和在除夕夜自缢身死，放在弘治年间，这是足以让天下震动的大事，皇帝说不定都得为此节膳食，并且下个罪己诏什么的，否则就会被称为昏君。

        死谏是士大夫们最激烈的手段，而且只常见于低级的官员，尤其以御史为最，到了九卿甚至辅宰这一层，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因为后者的官职已经做到了巅峰，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性了，扬名什么的，当然也不再需要，大学士要考虑的，无非是如何将官职做得更久、更安稳罢了。

        不过，弘治年间士人势大，才会如此。在正德年间，除了士林中人，很少有人觉得杨廷和的死很悲壮，民间的说法都是在说，杨大学士是畏罪自杀。

        到底是死谏，还是畏罪自杀，重点不在于其人做了什么，而是在于其地位，和舆论权掌控在什么人手里。若是士人们依然保持着强势，杨阁老的死就是以死相谏，足以成为一柄犀利的武器，借此向皇帝发难，就如同他们在前朝无数次重复的那样。

        而杨阁老死后的名声，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史官们会以春秋笔法，将其定下来和定不下来的罪过全都一笔勾销。大明律没有多少法制精神，不少严重罪名都是需要当事人亲口承认，这才能定下来的，尤其是叛国、谋逆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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