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哪怕没有夏浔今天的这一举动，辽东士林身在其中，其思想意识早晚也会转变，从而区别于江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多民族的成份构成、时刻不断的忧患意识，是必然会促使其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变化的，如今只是不用付出惨痛的代价再痛定思痛，就已提前开始了蜕变和进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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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听到夏浔在辽东痛骂士林的消息时，正听工部尚书宋礼和僧录司正印道衍大理由向他禀报铸造当世第一大钟的事情。

        道衍是此次随朱棣一块北巡的，朱棣想铸一口当世独一无二的大钟挂在宫中，道衍大师和工部尚书宋礼汇集众多能工巧匠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磋商终于拿出了研究方案，这口准备铸造的大钟高近七米，按现代的重量单位重约九万三千斤，钟身内外遍铸阳文楷书佛经，估计也得有数十万字。钟成之后，每一敲击，方圆百里，尽得与闻。

        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大工程，对冶炼、铸造诸多工艺都是一个挑战，众多能工巧匠反复计算、评估，才拿出了这个方案。朱棣要铸一口独一无二的大钟，一方面是要炫耀国威、宣扬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招揽天下僧侣之心。

        一部，不但完成了一桩文教盛事，也减轻了他以藩王登位与士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招览了众多的士林高人为其所用，这口永乐大钟，就是他招揽天下僧侣的几项举措之一。他在武当山大修道观，以收道教人心，佛教势力更大，他又岂会不予重视？

        元朝人信佛，自元以来，佛教得到了比前朝更大的发展，到了明朝，虽经元末战乱之后，全国仍有僧尼数十万，其信徒不计其数，这是明朝统治者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弄得好可以得到这一宗教群体的归顺和拥护，弄不好必将危及新兴王朝的统治和稳定。

        所以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都采用了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法。诸如礼遇名僧，频举法会，广泛册封藏传佛教各派领袖，重建或修缮寺院，大量刊印佛典，通过限制发放度牒和僧侣数目、年龄以及实行考试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侣数目的过快增长，防止滥竽充数等等……

        在西域，加强同西域地区茶马贸易，对**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领加封“**王”、“大国师”及“西天佛子”等名号，使他们转相导化，以共尊中国。这些方法相当有效，终明一世，没有受到来自西番的寇掳之患。

        如今造这大钟，也有这一层意思在，同时也是在他龙兴之地，向上天祈祷感谢，护佑他登上皇位的一种心意。刚刚听完了道衍和宋礼的禀报，正在高兴的时候，又得到了夏浔在辽东痛骂士林的消息，朱棣更是开心之极。

        夏浔的看法何尝不是他的看法？做为一个务实的统治者、一个曾经多年与北疆游牧打交道的皇帝，朱棣对塞外游牧的认识比夏浔还要深远，但他是皇帝，有些话不能说，或者不方便说，说也不可能像夏浔这样肆无忌惮、口无遮拦，如今籍夏浔之口，骂个痛快淋漓，朱棣也是狠狠地出了一口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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