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有相关了解的人都知道，长期以来，歌剧演出投资大、周期长，而观众对歌剧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导致歌剧演出处于“不演不赔、少演少赔、多演多赔”的艰难处境。

        和她们一起过来的大剧院法务部门的何雄，对此也有深刻的理解，“罗马歌剧院负债经营，也是正是我们中国歌剧崛起的最好时机。”

        钱菲菲也表示赞同，“这样一来，我们也更能占据主动地位。”

        周秀英都清楚，不光是话语权的问题，牵涉到切身的利益问题也是最直接的，艺术家们也避免不了。在威尼斯凤凰歌剧院，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等地方，就曾为了艺术家工资的问题闹出了劳动纠纷。肯定是不怎么光彩的，大家不是都觉得古典音乐各种高大上嘛！

        目前的话，欧美的歌剧界基本上是通过联合制作来解决目前资金上的压力，她们也琢磨着，在中国歌剧院中，也通过这样的联合制作来降低成本。

        而就这部《唐璜》来说，成本已经是非常低的了，因为是第一部歌剧作品，需要打出点名头来才行。秦放歌几乎放弃了所有可能的收入，以往都是歌剧院或者国家单位什么的委托作曲家创作歌剧，还要和编剧脚本等多方人员合作，支出成本都是相当高的。

        秦放歌这样一来，可是为国家大剧院节省了相当的成本，和他合作起来，也是一路绿灯。

        国家大剧院的院长董梁就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国家大剧院体量庞大、功能多元、运费高昂，每年政府补贴只有30左右。我们在保障制作水准的前提下，千方百计控制制作费用，实施低成本策略，从而增强剧院整体运营效果，确保歌剧制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以小博大’的效果。国家大剧院的制作成本应该是西方制作成本的1/5或者是1/4，推动剧院可持续发展。”

        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想要压缩成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必须得有人为艺术做出牺牲才行。人家西方歌剧院制作成本那么高，就没想过压缩成本？也实在是难以减下去，艺术家也是人，需要吃饭生活的。

        周秀英也说，“我们的优势其实是很大的，我在国外这些歌剧院听歌剧的时候，见到的观众中，半数以上都是中老年人。国外的同行们也都在羡慕我们中国歌剧演出中，出现更多的青年观众。”

        究其原因，钱菲菲作为大剧院的工作人员，也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他们的官方发言中，也把这些因素都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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