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十四年正式恢复科考后，大明朝的读书人数量日渐增加，这自然也促生出了对书本的需求。

        当然，这也和洪武帝在此前推行的教育下乡有关。在洪武帝强行规定县乡必须开设社学，并且督促县官进行扫盲式教学后，民众的识字量蹭蹭蹭上涨，识字的人多了，对于书册的需求自然也会增加，

        加上在大明朝建立后，洪武帝在道路的建设河流的疏通上很是下了一番功夫。而为了促进民间物资流通，大明如今的商税又是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十税一。

        税务、交通的便捷程度、大量的需求，这些也在无形中降低了原材料的成本。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书局宛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华夏大地陆续冒了出来，而如今书本这东西，虽然还不至于到宋时家家户户都能起书的程度，但也已经不再是昔日极其珍贵的存在了。

        然而，书局多了，难免有良莠，印刷的质量更是没有一个标准，如今大明朝的书籍市场完全是靠着商业的自我定位来进行定价。

        质量好的，价格就高一些，走精贵市场，质量差的，价格就低一点，走平民市场，彼此间虽不至于泾渭分明，也尽可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这也算是行业的一种潜规则。

        而在泉州港，大部分的书店内都摆放着一些高大上的圣人学说或者是前人笔记、诗集。当然，也不是没有意外。

        穿着罗罗族服装的木白在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书《三国通俗演义》。

        作为《三国》的出版商，木白完全不记得有和这家书社合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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