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冲击平原，这些淤积而成的土地确实肥沃，而且泥土里没有岩石这种影响种植的地下矿石，等到蒲素拿着纸笔，最后画上了一个空白位置以后，整个农庄的大致规划已经差不多了。

        瓜果蔬菜，水稻小麦，鸡鸭牛羊等等，都有了大致的区域。具体产量蒲素也没有让老蒯预估，担心给他压力，是骡子是马，到了收获的季节知道了。

        至于种子和包括奶牛在内的其他禽畜都由商会出面去解决。蒲素还是第一次知道，一头良种奶牛的价格居然比两辆轿车的价格都高，光是豢养几头奶牛的价格就让他瞪起了眼珠。而且有价无市，很难买到。说不得还要老任去公董局自设的奶牛场去想想办法。

        这边的建设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以后等到其他同志的证件都办下来了之后，需要轮流分批次来这边协助进行劳作。不管是什么出身，都要学会下地干活，这里也包括他自己。在他看来，这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生活技能。

        而且在这边他还筹备了一个支部，由两个原本就是负责政工的干部，担任政委，一正一副，驻扎在这边。定期向他们所有来沪的同志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

        他自己不擅长政工工作，但是他非常清楚这一根弦绝对不能放松。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很多队员在边区那个环境里可以守住规矩，但是在上海这个环境就未必了。所以，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坚持保持我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

        他学过心理学，深知人都是环境性动物，往往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上级把这些人交到他手里，是出自对他的信任，而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如果日后有的同志在思想和行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后果不是仅仅用遗憾就可以弥补的。

        他的规定是每个星期，每个部门的同志至少要参加一次政工会议。每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主动提交思想报告，包括他自己在内以及李文娟，所有的党内和组织内的成员都要如此。当然，老任和阿廖沙他们例外。

        这种聚集形式的活动，只能把支部以及活动场所设置在这边。主要是这里虽然仅仅隔着一条河，但已经算是郊区。而未来的农庄是一座封闭式私人农庄，面积足够大。哪怕出现意外，也不至于在狭小的环境内被围堵，起码还有着对岸的作坊火力支撑撤退。

        如果是在市区，或者其他密封的场所，类似的集会和集体活动，很容易被一网打尽。而如果在要塞内进行，这种政治色彩浓郁的活动还是要注意点影响。毕竟这些失败的沙俄士兵，对类似的理念可以说是极度不接受。（不要问为什么，应该都懂。）

        他亲自挑选的拿二十名队员，日后还要承担内部纠察风纪组的职责。随机不定时的进行检查，平时更是重点对外勤人员进行监督。

        这不是特务统治，是在会议上和每个来到上海的同志都公开说明的。毕竟每个人在这里的一言一行都不仅仅只代表着自己，如此复杂的局势，稍有行差走错，影响的都不会仅仅是个人，而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整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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