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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笑蜀还记得和史秉南的密谈，要利用军统“做大事”的机会，让日本人充分重视起这几个准备搭台唱戏的中国人。

        没有一点工作成绩，恐怕史秉南也不会相信自己的诚意。而面前坐着的这一位，就是自己的“诚意”。

        面前的人，长袍大褂的中式装束，一副茶色眼镜，一根银头手杖，鬓角已经有了白发。

        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党部理论专家季秀峰要落水，找到了他的头上来。

        “笑蜀啊，这有一年多没见了。”

        没变，还是那个略带沙哑的嗓音。

        四五年前，季秀峰曾经给特务处的培训班讲过党派政治课，算起来，也勉强可以称得上是余笑蜀的半个老师，而且两个人都在上海，颇有往来。这次，是季秀峰听说余笑蜀被宪兵司令部放了出来，主动前来接洽的。

        由于季秀峰一贯好为人师的做派，初见面时，余笑蜀心中还有些打鼓，不料不一会儿，他便发现，现在的季秀峰，已经不是战前的那个季先生了。

        季秀峰开口就是抱怨，政府仓皇撤退，然不顾他们被日军四处围捕的窘迫，如今不但昔日国府大员的便利化为乌有，连工作津贴也没了着落，一大家子的开销一下子又停不下来，如今的他，真是再苦渡时光。

        “笑蜀，你也知道，我是搞党派政治的，只有一个虚名，没有产业，也没有技术，如今一大家子在上海走不脱，总不能喝西北风。你说，我这样的人，在日本方面，有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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