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那年，我们在深圳的建筑工地上捡垃圾，养母被倒塌的吊车砸中身亡。养父抱着我哭了几天几夜，直到被强制关进收容所，塞进大卡车遣送出广东。

        五年后，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养父再也找不到可以捡的废品，饥肠辘辘地饿了好几天，沦落到沿街乞讨。我们不幸遇上了城管。我被城管踹了一脚，养父愤怒地上去理论，结果被一群城管拳脚相加，当场死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我抱着他的尸体，看着白雪上鲜红的血，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十多年后，我派人到那座城市查出当年带头打人的城管，然后制造了一场交通事故，让那个畜生被一辆卡车轧死了。

        养父死后，我孑然一身，扒上一列运煤的火车，来到了东部沿海的这座大城市。

        那一年，我见到了她。

        “是你杀了楚若兰？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

        “算你还是个男人。”

        “你想杀我吗？”

        “我……”半坍塌的电影放映机房里，叶萧戴上手套，从地上捡起一片碎玻璃，锋利的破口发出寒光，耳边响彻拉布拉多犬的狂吠，“为这一天，我已等待将近一年了。”

        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白条纹的蓝色运动裤，一双垃圾桶里捡来的旧球鞋。透过街边理发店的橱窗，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脸，有一双大而沉默的眼睛，原本白皙的皮肤稍稍晒黑了些，乌黑的头发因为经常用冷水冲洗，并非杂乱无章也没有散发臭味。我的个头比许多城里孩子更高，虽然从小没吃过任何有营养的食物，就连牛奶的滋味都没怎么尝过。矮小瘦弱的养父母，一直猜想我的亲生父母肯定是身材高大形象俊美，说不定还是“艺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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