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要到了，赣州南边的一个小县城里，一条街的商铺都挂上了红彤彤的灯笼，部分掌柜还在忙着张罗伙计们内外点扫。来往路上的人——哪怕穷得揭不开锅——手上也或多或少都拎着年货，喜笑颜开地往燃起炊烟的家里赶。这一年热闹得确实和往年不太一样：上头说，仗打完了。鬼子输了，国民党也跑了，这片他们耕种了几百年的土地一下子被宣布从旧的中国变成了新的中国——一句“新年吉祥”也就成了一个魔法，让旧的、坏的、死的一切都被留在过去了。

        日头沉到了山坳里，县城里还在张灯结彩，而此时城外北郊的金莲山，已被黄昏压得只剩一片遥遥的黑影。

        半山坡的一座孤坟前，东北军区的总参谋长正独自一人，精疲力竭地把一株半人高的小梅树栽进刚挖好的土坑里。他没带警卫、一身便装，裤腿上全是泥，全然看不出竟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干部。

        栽好树苗，他又拎起铁锨盖上肥土，从不远的山沟里打来一桶清泉，给树苗浇上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检查了好几遍才放下手头的工具。

        孤坟上插着的那块木牌已经朽坏了，只勉强看得出来人名，他把这块木牌扶正，过了一会，似乎是又觉得不妥，把那块草率的破木板抽了出来，扔到了一边，才像卸了力一样在孤坟旁坐下。

        “刘博兼，”他枕着孤坟上长出来的野草，喃喃地说，“我有点累了。”

        深山里的枯枝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南国已经渐渐有了冬天的寒意，他翻出了包里的一条旧围巾，抖了抖，披在了身上。

        “少山同志说你葬在了大余梅关，”他自嘲般笑了笑，“结果，我在梅岭上找了三天三夜，简直是要把山上的每一寸土都翻过来了。谁知道那帮反动派最后把你弄到这里来了呢？”

        “还好，我在县城里碰到了老张——就是以前搞地下工作的那个张良同志。他是本地人，认识路。你在这里，也是他告诉我的。”

        “你别气我来晚了，博兼，”他说，“早上来的时候，你这地方草都长得快有人高了，他们给你做的木牌子也烂完了，我就马上下山找石匠打了新的，又去买了树苗。忙了一天，现在才有空坐下来，和你说说话。”

        天色彻底暗了下去，地平线上最后的一点光晕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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