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和首长相处久了，我听他讲过不少在国外的事。从苏联求学讲到远东工作，从去联合国“大闹天宫”讲到在南斯拉夫打猎品酒，以及在中联部和总参工作时去世界各国的见闻……首长常年从事统战和外交工作，口才过人，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我是农村孩子，那时候还未出过国，对这些很感兴趣，常常听得津津有味忘了神。

        “二八年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当翻译，那些生僻的军事术语翻译起来真头疼啊！意思我虽然都懂，但在中文里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只能边解释边比划。”首长说，“你们猜‘胸口上插了根竹棒’是什么意思？”

        我一愣，秘书同志回答：“胸有成竹？”

        首长抚掌大笑。

        “在步校时，我每个月有三十卢布的津贴。那时候莫斯科近郊有个中国餐馆，我和朱睿等几个同学……还有刘博兼同志，常常去那里改善伙食。有时候，还能碰到柳伯成、左全等同志。”

        我向往地想象着北国异域中的家乡风味，首长又道：“他们家的辣子鸡丁和回锅肉，那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不开玩笑地说，比北京城里许多饭馆的都要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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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博兼没有想到，回到苏联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两年后，他再次坐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

        然而——他看向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却没有任何欣赏的兴致——也仅仅只用了两年时间，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三驾马车”彻底解体，克里姆林宫换了主人；国共合作的局面业已破裂，国民革命的路走到了尽头。白军正在上海、武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仲甫先生更是因此事被迫辞职——想到这，他眉间的阴郁更重了。

        下了火车，在旅店安顿好行李，他直奔莫斯科步兵学校。自从旅莫支部被联共党解散之后，他们与大多数中国同志失去了联系；而其中不少人因为暗中持托派立场，被清除出党，有一些学生甚至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这样一来，联系上莫斯科这些剩余的党内同志就更加重要——尽管，去步校确实存了一些他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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