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上午，按理查·高亚的话说，我简直坐立不安到像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多动症患者。我跟他解释说这只是刚回来工作的不习惯，但事实上这只是因为我一整个上午都没能找到机会接近安迪，跟他说上几句话。

        监狱的轮班制度不归我管，只有诺顿或者哈德利可以对此做出改动，而我还没疯狂到第一天就为了去见安迪一面冲到哈德利面前要求临时调动表格——那实在是太明显，太愚蠢了。

        整个上午，安迪都在洗衣房工作，我则在室内的偏僻岗位喝着冰啤酒围观同事们打牌，听他们聊哪个脱衣舞皇后近来又有了巡演计划，哪个俱乐部里的姑娘们身材火爆，心底灼烧着盯着指针一点点转到代表中午午休的刻度，然后长舒一口气，逃似的跑回办公室……最终讶异的发现那个玻璃瓶里居然被放上了一把瓦伦汀小冠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桌上的罗马甘菊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衰败干枯了，出于对这个世界一直以来漫不经心的态度，我从未动过再往那个泥点斑驳的玻璃瓶里再放上什么的念头。

        “谁给的？”我转头问上午没有值班的杨勒。

        “老布，就是那个很老的图书管理员，他委托理查回来的时候顺手给你带过来，说是欢迎你回来。”杨勒一边用帽子扇风，一边捡起毛巾去擦脸上的汗与黑灰，在酷热的天气轮到洗衣房的执勤显然不是什么好活，男人的情绪肉眼可见的比白天暴躁得多。

        他吸了下鼻子，又重重一擤，一边用纸巾擦去鼻涕一边讽刺的说，“老头子读了几天书，居然也能有这么女人的想法。”

        这话无疑有同时侮辱老布和全天下所有女性的倾向，我笑了两声，但并不打算搭腔。

        我把脚边盛满了一早上拆各种礼物留下的包装纸的垃圾桶踢到杨勒脚边，免得他又乱扔沾着鼻涕的纸。顺便将自己水杯里的水往玻璃瓶中看上去像是刚刚被拔出泥土，发白的根须还沾着土沫的花里倒了点儿，意图在短暂的维持过它的生命后下午顺手拿回图书馆栽上。

        杨勒重重的把纸团扔在垃圾桶里，他盯着面前的饭发了几秒的呆，然后更加沉重的站了起来。

        椅子被他这个突兀的举动带的声音刺耳的后划，这个突兀的响动令我手指一颤，差点给手下的小黄花们洗上一个酣畅淋漓的清水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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