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河湟大地上，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抢耕抢种。

        两个儿子在前边打仗，老父亲刘向禹在后边张榜安民，带西宁生员攒里并甲接收土地,规划新一年的粮食耕种。

        其实张榜没啥用，能看懂榜文的百姓和往东逃难的百姓高度重合，没往东跑的，就算能看懂榜文也不在乎写的是啥。

        无非换个地主呗，老百姓心说我他妈连逃难的盘缠都没有，给谁种地不是种呢？

        但情形跟他们想的还真不一样。

        元帅府的军队往东一开,后边就有来自西宁的乡官进驻地方,这帮乡官上任非常简陋，没有官袍、没有印信，只有一张委任状。

        一般是每个村庄来仨人。

        一个陕北口音的老兵是持委任状的乡官、一个会说汉话的西番青年做随从、一個只能听懂但磕磕巴巴说不清汉话的鞑子当跑腿。

        问问当地有多少户口、多少田亩，每二百人，就从当地过不了日子的穷苦青年里招个管饭的民壮，然后开展工作，清查田亩、人口，完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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