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谈话时，展江洲无意中晓得姜雄华老家是戎州的，就回忆起当年曾在戎州水科所工作时的情况。这时，姜雄华才说出当年认识展江洲的经过。

        展江洲很是惊奇：哟，还真有这么巧，问了问姜雄华家和个人的情况。然后很感慨地说：三十年过去了，你看我已经有白头发了。当年全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刚过三百万千瓦，占比到达20%，最大单机容量不过几万千瓦，三十年后的今天，全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三千万千瓦，占比达到28%，单机容量已超过三十万千瓦。不过，水电开发的程度，还远远落后于一些水电开发搞得好的国家。电力工业内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存在的争论之一，就是水电、火电的关系问题，即是多发展火电，还是多发展水电的问题。

        展江洲说，我从大学毕业，投身水电建设之初，1958年国家就提出“水主火辅”的电力长期建设方针。但实际的情况是，多开发水电的方针并没有得到落实，这当然有资源条件、综合利用、成本效益等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跟短缺经济有关。

        对这些，展江洲也是当部长后才有了的感受。当工程局局长时的他，着眼点是如何完成国家交付的项目，与此有关联的自然是希望水电大发展。当了部长后，视野就不再是水电工程的事，也不仅是水电发展的事。更多的是水电发展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不处理好，水电要大发展只是空谈。他颇有深意地对姜雄华说，水电的发展，除了水电人的努力，离不开外部环境啊！

        姜雄华听着展江洲说话，没有插嘴。他心头明白部长口中的“离不开外部环境”这句话的深意。到计划司工作这些年，对过往的水电建设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对过去的各项资料也是很熟悉了。更主要的是，他对中国水电的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过去水电发展不能大发展，除了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外，最根本的是受外部综合国力不足条件的制约。通过对黄牛角水电站的调研，他认识到在水电项目建设上，无论是进度的推进，还是质量的保证，体制和机制都是最根本的环节。由此他联想到中国的水电发展，首先需要体制改革。

        体制的改革，需要在发展理念上有所突破。

        在新中国的水电开发史上，一直存在着对水电应该如何开发的论争。伴随着激烈的论争，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先后提出过“水主火辅”、“水火并举”、“优先开发水电”、“大力开发水电”、“积极开发水电”等方针。这些方针对中国水电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方针并未完全落到实处，而且在水电开发上还走过不少弯路。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前，中国的水电发展明显受困于自身的“劣势”，所谓的“投资大、工期长、移民难”这三顶帽子一直戴在水电的头上。计划经济时代的投资都是国家包干，在切分电力投资这块蛋糕时，大力发展水电往往流于口号。再者，我国电力长期供应紧缺，每每需要靠火电解燃眉之急，水电自然难以做到优先。这里不排除“政绩”因素的影响，从决策层至以下各级都难以不受影响。

        在面对如何发展水电的理念上，如今已经不仅是搞水电的人咋样想的问题，而是所有相关部门咋个看待水电的问题，尤其是高层咋个拍板的问题。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水电史上的最大挑战——三峡论证，又出现在水电人和公众面前。

        姜雄华明白：这一波一波的论证潮，其冲击、其席卷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黄牛角冲击”。“黄牛角冲击”的影响更多的是在电力行业内、在基建行业内、在经济领域内，而“三峡论证”的潮头，不仅席卷经济领域范围，而且卷进政治范围，甚至卷入到文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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