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要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乾隆帝的御用玺印，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和他个人的一生中加以考察。

        乾隆55年，年迈的乾隆皇帝又一次迎来了纪年逢五、圣诞逢十的正寿之年。

        在乾隆帝看来，自己登基55年又恰逢八十整寿，实与天地之数自然会合，是上天眷佑的结果，值得大庆特庆。

        因此，早在一年之前的乾隆54年的中秋，乾隆帝就开始了对庆典活动的筹划，包括御殿受贺的地点、规模、各地及藩属国万寿贡品，等等。

        同样，依照成例制作相应的宝玺也是活动筹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事项。

        那么这一次，乾隆帝又会选择什么样的玺文呢?

        这一次，乾隆帝将视线落在了中国儒家文化重要典籍之一的《尚书》之上。

        据《尚书》“洪范”篇记载：武王克商后，向箕子请教天道之义，箕子便以洪范九畴相告。乾隆皇帝认为箕子所陈洪范九畴是“万世帝王制治之源，……无一不关于为君者之一身一心”。

        而九畴中的第八“念用庶徴”与乾隆当时的以万民为念的想法正相一致，于是，据此拟定“八徴耄念之宝”的宝文。

        关于为什么要用“八徴耄念之宝”这几个字刻制宝玺，乾隆帝自己在《八徴耄念之宝记》中是这样解释的：

        “思有所以副八旬开袠之庆，镌诸玺，以殿诸御笔，盖莫若《洪范》‘八徴’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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