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耽迷房中术、豢养方士，**成风，自是明代颓废的士人习气。

        不过他更为变t，玷污童女，行事嚣张，倚财仗势，略无顾忌，惹翻了乡亲邻里。

        接下来，不思收敛，反而猖狂，更不择手段，进行打压，私刑逼供，欺人太甚，惹得天怒人怨。

        即使出了命案，还毫不在乎，反打一耙，告状在先。

        横行乡社的董其昌，被人唿为“枭孽”，称之“兽宦”，可见其为非作歹到何等地步。

        于是，民怨沸腾，终于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据明人无名氏《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其暴乱现场的描写，称得上早年版的湘南农民运动。

        “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

        在中国，文人被抄家，可谓家常便饭，小菜一碟。

        有皇帝的年头，兴文字狱，官员来抄，衙役来抄；没有皇帝的年头，大搞运动，小红兵来抄，造反派来抄，但此次民抄董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破坏之重，是破天荒的。

        那场运动期间，帝都体育馆批斗彭、陆、罗、杨，参与人数多不过数万，但董其昌遭遇的大场面，人山人海，号称百万，这数字有夸张成分，事属必然，但那些天里，外地群众齐聚松江，本地百姓围观起哄，闹事风潮裹挟十来万人，当是可能的。

        那场面，那声势，远胜批斗，要浩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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