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姜瑞元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兆铭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

        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

        在此情况下，汪兆铭等“主和派”开始了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姜瑞元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兆铭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

        身为党*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姜瑞元，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兆铭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姜瑞元下野。

        11月16日，汪兆铭和姜瑞元一同吃饭时，劝对方下野以促成中日和谈。他在饭局中温声劝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想做一代英主的姜瑞元，自是无法答应这种条件，他板着脸反问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姜瑞元还是不肯答应说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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