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

        这一连串的疑问，无时无刻不在拷问着汪兆铭坦荡的内心。他不是一个可以高座庙堂而冷酷计算得失的国君，更不愿意成为所谓的救世主，他只是一个关心百姓生活的文人。

        内心温柔的他，越来越觉得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兆铭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

        “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红门、山西派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抗日是干倒姜瑞元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姜，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

        姜瑞元也不傻，他打算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姜瑞元的高调，逼着姜瑞元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

        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汪兆铭他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

        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兆铭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的主要焦点在于两处，也即是委员长姜瑞元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

        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红门的游击队。红门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这群苏俄狗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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