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某片时空里，被红门所扭曲的教育宣传体制，却是同情苏俄，仇视德国。所谓忘恩负义，就是如此吧。无知者最是可悲，尤其是党国教育体制下那种愚昧的灵魂，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智慧。

        徐州会战和杭州会战之后，**军与华军，都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

        1938年7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兆铭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其提供有利条件。

        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兆铭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7月21日返回中国。

        1938年10月22日，汪兆铭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

        汪兆铭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兆铭也未必就一定会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终究是不敌天数，汪兆铭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就连他也成了政治牺牲品。

        主战与主和两大派系，将一个完整的中国，撕裂成了两半。这里面的是非对，起因经过，都早已掩埋在历史的灰烬之中。

        但是在思想上的分歧，对国家与民众在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却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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