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和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风和街市，衬托着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看不见的高墙外。6年多了，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但，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与5年前的散发《抗争》小册子、使他在南京声名扫地一样，制造这个危机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兰。

        全代会召开的3天里，就在不远处的寓所，胡蕙兰正潜入他的房间，将大批蓝衣社绝密文件一卷而光，从此不知下落。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就隐隐约约地风闻，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特务机关的手上。

        一两个月后，这个“泄密案”就发案了。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打算借题发挥，要对他处以极刑。

        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

        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接着，他一个一个县城、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车站地流亡。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亡到老家贵州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一个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

        从此，寂寂青灯，晨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陆军中将、30多岁的青年才俊整整4年有余。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第三个步出大门的是丰悌，和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

        但他的脸上，依然充满着刚愎而乖张的表情。“刺汪案”的阴霾，在两年多以后，早已经被冲得极淡，几乎不见痕迹。更何况他始终认为，他对社务贡献之大，无人可比。转入三青团的一大半成员，不就是他引领进蓝衣社的门槛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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