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三千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官僚，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

        7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党的一个组织。

        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姜瑞元，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以至于始终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可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

        也是这个情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着姜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邓文仪快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是因为“有得有失”而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六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