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

        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

        事至于此，吉少山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吉少山等协助平息此事。

        考虑到红门门徒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吉少山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赤军驻地。

        于此同时吉少山告诫云阳的彭得华等赤军的领导人，言及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无论犯下何种罪行，只要是党内的核心成员，吉少山都回极力保下。他不仅仅是一位深信因果报应的佛教徒，更是红门的高级领导阶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公理、良心与正义。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吉少山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这种错误，成为了彻底毁灭东北奉军的导火索。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

        紧接着，过去深为张汉卿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汉卿与红门联手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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