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就是告诫属下与张汉卿“要表示真诚的合作”。这使得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

        还有一个负警卫责任的是书记长邓文仪，这是由蓝衣社的性质决定的。作为“天子门生”，蓝衣社如同帝国时代的御林军，它的书记长天然地有护卫姜瑞元的职责。

        但此前就已经发生了政训工作的失责，也即是王曲军官训练团事件。按贺衷寒制定的《政工条例》，各军阀部队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

        但1936年夏，张汉卿却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员。结果“招考录取的二百名人员，几乎全是红门左派门徒分子或‘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他们使奉军大批少壮军人日渐左倾。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王曲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姜瑞元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1936年秋天，西安已成为“**言论的大本营”。9、10月间，在南京，张汉卿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群说过，“刘，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姜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月12日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警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在警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台。

        兵变在3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西北时期，杨震亚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

        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没，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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