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瑞元建立的南昌大本营是一个集权的宝塔尖似的指挥机构，总揽党、政、军大权。每天各方汇总而来的文件堆积如山，各种公文盈案累牍。

        杨永泰见状，便像清廷军机处的领班大臣一样，先阅览各种来文，用10到100字概括要点，又拟定出上、中、下三个方案附于公文之上，供姜瑞元选择。不仅减轻了姜瑞元的负担，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军政大计，令对方大为满意。

        苦心换来了回报。1932年，杨永泰又被姜瑞元任命为南昌行营秘书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炙手可热。

        当时党所有的重要军政文电，都必须先经杨永泰过目，再由他作为“二传手”转递给姜瑞元定夺。甚至连一些军政要人来南昌面见总司令，都须经杨永泰定夺。

        姜瑞元在“围剿”各苏区赤军时，常因收效甚微而迁怒部下，轻者处分，重者枪毙。杨永泰对姜瑞元常加劝解，有时还私自扣下一些判处死刑的“手令”，待姜瑞元怒气消后再加以挽救。

        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怀疑是杨永泰挑唆姜瑞元所为，因而更加衔恨于他。

        杨永泰百口莫辩，他宁愿受屈，也不让姜瑞元的尊严受损，可谓是恪尽人臣本分。有时，秘书陈方为了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姜瑞元的“手令”给军官们看，借以说明真相。

        杨永泰得知后，严肃地对陈方说让他们恨我好了，中国没有杨某毫无关系，却不能没有委员长，他是全国领袖，威望不可损伤，做幕僚长就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而不能功则自居，过则推诿。”

        对于杨永泰的忠诚，姜瑞元心知肚明。但他不想因为杨永泰而招致众多其他亲信的不满，因此当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姜瑞元便对杨永泰暗示，请他辞去秘书长一职。

        杨永泰不明就里，公然明确表示此时不可以离开委员长左右。姜瑞元也只好让他继续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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