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方式就是派出特工人员，在外国就地组建红门分部，借这个组织挑起内战夺权，以实现劣狞规定的“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比起日本的侵华暴行，苏俄的举动更加隐秘并且有效，对于中华文明的伤害也更加暴烈。钟泱来到了这个时代，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了与以前认知所完全不一样的真相。

        1922年6月15日发布的《中华红门对于时局的主张》统计：“民国十一年来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

        尽管红门把孙逸仙发动的五次内战均归咎于北京政府的存在，但毕竟战事仅有七次，亦不存在学潮、工潮之流血牺牲，即便“火烧赵家楼”那样的暴行，也并无流血牺牲发生。

        整个五四运动，死亡者不过一人，还是因为本身病重。

        恰好这次统计之后是苏俄逐步全面介入中国内政开端，此后中国就战端频乃，学潮、工潮几乎全部浸在血泊之中。国人被“主义”撩拨，一脚踏翻“温良恭俭让”，仇恨与残忍与日俱增，就连“牺牲”也变成颂扬之词，真正成为“混战”之局。

        亲眼见过五四运动以及此后的各种类似运动，钟泱看到了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而对比于后世红门政权在对待各类运动时的残暴手段，就可以知道这种所谓的主义，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从日本这边看，1912-1926属于“大正时代”，是日本推进议会主义的时代，尽管以军部少壮派为主的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干扰，但政治主流还是“政党政治”。

        尤其是1924年6月到1927年4月的“币原外交”时期，日本外交谋求与西方列强一致的原则，理智派客观上压制了狂热派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与威胁。而西方列强因一战后的恢复也自顾不暇，本来，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然而，苏俄帝国主义却趁虚而入，出钱出枪出教官，挑起内乱，破坏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极好时机。而以北伐为标识的苏俄侵华成果，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使其势力不断膨胀。

        随着苏俄操纵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日本国内惊呼中国即将成为苏俄势力，对日本构成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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