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过去十几年来的密切合作，日本并没有要杀张作霖的理由。至于后世某组织所修的史书所言，实在是不值一晒。

        早在1926年末，张作霖就自任北洋军阀总指挥和安**总司令，并发表了“反赤化宣言”。随后他还在东北三省散发的传单中称：“苏俄红门是毒蛇和猛兽，只有安**才能拯救东北三省人民。”

        与此同时，张作霖积极支持姜瑞元清除在北阀军中的**员，并断绝了与苏俄的外交关系。对驻扎在满地的关东军而言，奉军是关系紧密的合作伙伴，有着共同的敌人。杀死这样一个人，对于日本而言毫无益处。

        再加上1927年初，鉴于北阀军北上作战行动十分顺利，张作霖早就开始对驻东北三省的苏俄机构进行搔扰，以防在东北三省发生武装起义。

        他派人搜查了苏俄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俄“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更是在随后不久的日子里，搜查了东部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接连袭击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

        逮捕了大批红门门徒，其中包括中国红门的创始人李守常。这位有门无国，以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荣的红门门徒，实在是死不足惜。

        张作霖虽然也卖国，但至少还知道底线，不会如李守常这种衣冠禽兽一般。最终，李守常被以叛国罪处死，明正典刑。

        为了应对越来越沉重的赤化问题，他开始着手与关东军更加紧密的合作，以换取足够的支持来抵挡来自苏俄的赤化威胁。因为他深切地明白，日本的入侵，无法消灭中国。可赤化的理念，却会毁灭中华民族本就所剩无几的根基。

        比起暴力和杀戮，文化的渗透与侵蚀，更加可怕。一千五百年前，佛教就毁灭了中华文明的正统，而赤化比之佛教，更加可怕和难以遏制。

        那个时候，张作霖甚至命令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俄船只，逮捕了三名苏俄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并企图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而与此同时，奉军更是参与了镇压上海的红门武装起义，并在南京组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新临时政府。在这样的局面下，苏俄顾问团不得不被迫撤离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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