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俨然孙武再世，诸葛重生，连消带打，一举迫使陈炯明下野，接着就是迫不及待的开始筹划北伐事宜。就在这时，身为粤军许崇智的属下，担任第二军参谋长一职的姜瑞元，恳切地向孙逸仙进言道：“且慢，此时不宜北伐，陈虽被解职，但对其部署依然有足够的号召力，而我方将士也未必真心归附，现在广州城中的第一第二师尚未撤走，西江上游的陈军实力尚存，此次行动，我方已占尽先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不趁此机会一举剿灭陈部，待他将广西叶举调回，则大势已去，悔之晚矣。我认为，应该立即进攻石龙和惠州将陈炯明彻底打垮，然后回师将叶举歼灭，将广东真正变成咱们**党的地盘。”

        这本是老成之言，既然已经不厚道了，索性就不厚道到底。绝不可给敌人缓过气来的时间，痛打落水狗，落井下石，才是现在该做的。虽然在道德层面上，这样做很不和谐，但从军事和政治角度分析，这样做却是必须的。

        可时而阴狠无度，时而优柔寡断的孙逸仙在这里又犯了喜怒无常的老毛病。他琢磨了一下，认为不妥：“我回广东，人家没拦没阻，我撤人家职，人家欣然接受，我进广州，人家主动撤出，这时候下手追杀，赶尽杀绝，公众怎么看我，舆论怎么看我，我孙中山岂不和那些为争个人地盘儿打打杀杀的军阀毫无二致了吗？我还北伐个什么劲啊。”

        可问题是，两广的民众喜欢的都是陈炯明，本来北伐就已经不受人待见，还不凭着武力杀开一条血路，震慑敌人。难道现在才想到要去关心民众的意见吗？只可惜，在这里孙逸仙才是老大，他的话才算数。

        最终，孙逸仙非但没有采纳姜瑞元的意见，反而派伍朝枢前往惠州迎接陈炯明回广州，并且电请陈炯明以陆军总长身份挂帅北伐。陈炯明回电倒是语气恭顺，但却仍不肯挂帅北伐，对于请他回广州履行陆军总长职责，他只是向孙逸仙请假，但不再拒绝。

        孙逸仙一看，又开始陶醉于他的“以德服人”这个“高招”了。他以为陈炯明只要不对北伐掣肘，也就没必要怎么着对方。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然后，孙逸仙开始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军防地，派叶举以粤桂边防督办名义统率之，广州由第三师驻防。陈系部将自是欣然领命。

        至此，孙逸仙感觉后防已稳，粮草也已齐备，即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改道江西北伐。北伐诸军绕道不经广州，自三水转舟，直溯北江而上，经清远而至韶关。所有北伐大军自接到命令后，不及两个星期就全部在韶关集中。

        1922年的5月4日，孙逸仙偕同胡汉明、许崇智等由广州前往韶关，趁直奉大战之际，颁下北伐总攻击令，奉系张作霖这次是联合了皖系和孙逸仙要一起讨伐直系的，只可惜这边刚比划了一下，就传来了奉军兵败兵粮城的消息，张作霖那丫的跑回东北去了。

        但孙逸仙此时兜里有钱，手里有兵，哪管你张作霖败与不败，继续号令大家北进。北伐军半个月时间相继拿下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势如破竹一般，孙逸仙沉浸在了胜利的憧憬之中。

        一群得意洋洋的北伐军将领中，只有一个人闷闷不乐，在发出了“妇人之仁”，“竖子不足与某”的感慨后，独自去了上海。“不听老子言，吃亏在眼前，我不陪你们丢人现眼了。”抱着这样的叹息，这个眼光犀利的人物也曾电告陈炯明，但最后还是发现难受重用。最终独自一人无奈地跑回了老家。

        离开的人是姜瑞元，此时35岁，在孙系北伐军阵营中属于后起之秀，但正值壮年的他已经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政治敏感，之后形势的发展，基本都印证了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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