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清政府迫于时势，同意和洋人做生意，但又不准在城里进行。于是洋人便在白鹅潭的岸边建起商馆、码头，中国商人称之为“夷馆”。那些曾经大胆与洋人做买卖的商人，为了方便同洋人打交道，也在夷馆的周围建起商行，这就有了后来的十三行。乾隆这老贼对英国人傲漫无礼，后来也证实不无道理，两万里外的英国怎可同中国互通有无。中国稍为开放之后的事实证明，英国人卖到中国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其中最有害的货物就是鸦片烟。广州一些商人在重利的驱驶下，冒死和洋人做这种生意，官员对这种状况也只好只眼闭只眼开，有的甚至官商勾结。不过，当年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也吸引了全国的出口商品和商业人才，由此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西关的繁荣。

        但很可惜，西关从崛起到衰败不到一百年，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割让了香港和容许五口通商，西关就不再是中国唯一的口岸，但因它邻近港澳，中国商人便从西关率先迈向国际，一些富商甚至到港澳殖民地与洋人合作。别看现在香港有着高度的繁荣和现代化，可它一些著名洋行的发祥地就在西关。

        到了民国，广州的工商业仍以西关为主要阵地。广州虽然曾经有过黄花岗的反清起义，但真要到了推翻清政府的时候，广州的“反正“却相当的和平，几个文人在谘议局前宣布一下**就了事，因为广东的大都督和它的军政府都得到商界的支持。但是，民国以后的军政府有如走马灯一样，变换得十分频繁，广州人民侍候不断更换的新政府，就如跟着不断改嫁的娘亲，去侍候不同的父亲。西关的商人，不能再忍受这些走马灯政府的敲柞，于是同沙面殖民地的英国人联络，与其不断跟娘改嫁，不如在租界找一个可靠的干爹。

        爱国心和利益比起来，也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这就是商人追求利益的本质。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西关商人学习香港商界成立武装组织，自成商团或者商会。香港变成殖民地以后，各国商人为保护在港利益，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商人武装，用以抗衡匪盗和镇压当地不满殖民统治的群众，这些武装商人后来都被封为“太平绅士”。

        广州的商会有了武装组织，便处处不卖军政府的账，有时商团还强过军政府军，政府的粮响难以为继。到了孙大炮在广州当非常大总统时，商会和商团竟和孙大炮作对，煽动群众反对政府，甚至发动叛乱。

        根据钟泱和刘进洋通过分析收集来的资料，他们得知了上一年孙大炮被赶出广东，除了桂系军阀从中作梗外，还有着粤海商会的影子。其实对于粤海商会以及其他聚集在西关的大型商团、商会组织，孙大炮的本质和其他军阀也没相差太多。都是伸手要钱、要粮、要人，没什么新的创意。更何况孙大炮一直都没想过要好好经营一块根据地，而是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北伐和一统全国，完全不顾及自身实力和根基的稳固。

        孙大炮的这些想法和做法，都完全不符合广东各大商会的利益诉求，不欢而散是必然的结局。不过钟泱却是凭借着模模糊糊的历史资料知道，孙大炮最后还是依靠着黄埔一系镇压了这些盘踞在广东的商团所发动的叛乱，毕竟后者的武装力量实在是不入流。

        说到底，商会的武装力量也只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和打打土匪，真要遇上了真正的正规军队，也是个渣滓。后来的黄埔系和社民党的土八军，那种悍不畏死的作战方式可不是这些拿起了武器就以为自己是大爷的商会武装人员可以相提并论的。

        但无论如何，对于现在的钟泱而言，粤海商会还是蛮有利用价值的，稍微结交一下也没有坏处。虽然商会组织和孙大炮不太对路，但是对于革命党人却是不怎么排斥的，甚至很多的革命党人就出身于这些商会之中。按照后世的说法，这些商团商会和孙大炮之间的矛盾，明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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