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数万名日本陆海军士兵们葬身于中国的大海上，这是侵略者的必然下场。在这里请让我们向英勇的陆军航空队官兵们致以衷心的祝贺，正是因为他们的战斗，我们的国家迎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胜利”

        瞬间，这个消息传遍整个中国的千家万户和所有的城市、街道、学校、工厂、乡村，在这前所未有的胜利之中，人们为之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着，人们欢呼着，呐喊着，似乎这一战之后，他们看到了未来，更多的人，似乎看到了一个强国的崛起。

        皇城根，后英子胡同，有一座三进三出的大宅，这座大宅曾经属于一位旗人贵胄，这人祖上显过，可到了这辈没等满清完，家就败个差不多了，民国成立后，很快宅子便抵了债，几转几不转的，去年被政府买了下来。

        现如今，这大宅内住的虽不是达官贵人，可是在京城人们却大都这大宅里的住的人那可是不一般，一群有着戴罪之身的“叛乱之徒”——中华党的核心人物大都住在此处，不过此时这宅院门口挂着的牌子却是“欧事研究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东京的黄兴派国民党人李根源等，于1914年8月发起组织“欧事研究会”，以集合同人讨论欧战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探求救时的良策为目的。入会的有李根源、胡瑛、李烈钧、熊克武、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陈独秀、章士钊、张耀曾等人。

        “胶澳事变”后，面对日本入侵，当时尚流亡日本的欧事研究会主张，在外有异种入侵，内有政府的非常情况下，当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暂时停止国内的一切反袁活动，使袁政府能集中精力，一心对外，达到团结御侮的目的。

        而在李子诚讲话之后，党人纷纷呼吁放弃内争，一致对外。黄兴、李根源、林虎、程潜、熊克武、张孝准等11人发表通电说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反对政府，非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决不敢有危于国。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国人。此次国家受侮，民族存亡，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吾徒屏居海外，修学待时，无力使之加良，亦何忍使之加恶。至如反对政府，全然别为一事。试问何国政治，不容反对党之生存。又吾国现势观之，是否宜施改革?吾人所持此见，今虽无地容其发展，而决不以政府意向与为变迁。政府苟能推诚修政，举国倾心，即吾人客死异邦，亦所甚愿。”

        面对欧事研究会的通电，李子诚专门至电袁世凯““二次党人，温和派却为久负盛名之军人，大总统，何不顺势而为，对黄兴等人，晓之以理，劝之以义，动员其回国，以免为日人所用”

        电报内容简单，但袁世凯却是一眼看透，这一招对党生路，于是立即通电全国，一封“尽弃前嫌，行举国一致，共谋国家存灭”的通电，立即得到国民党内黄派影应。

        随后，何海鸣首先离日返国，宣称“政府以稳健诫国人，国人以大任托政府”，“苟政府不加海鸣以不利，海鸣且以首丘于祖国为安”，接着，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李根源、林虎、程潜、熊克武、张孝准，同时乘船回国，先抵上海，袁世凯派人相迎，其一行抵京时，袁世凯更是亲往火车站相迎，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之后，袁世凯又拨五万元经费和这处宅子作为“欧事研究会”之用，一，这举国上下倒是因此形成“举国团结一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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