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这个时代的运动员并不像后世那么的专精。

        后世的田径运动员，往往只会专注于一个比赛项目，跑100米只跑100米，跑200米也只跑200米，身兼100米和200米的运动员，在高水平的比赛中，几乎是销声匿迹了。

        而在二十年代，短跑运动员不仅仅会去跑100米和200米，还会去跑400米，比如中国奥运会第一人刘长春，他在1932年奥运会上，就报名了100米、200米和400米这三个项目。而在当时的奥运会上，报名三个项目的短跑运动员并不在少数。

        再比如当时和刘长春齐名的“大连铁脚”于希渭，他最擅长的是800米和1500米中跑，但他也同时会参加200米、400米、3000米、5000米，甚至10英里跑的比赛。

        放在后世，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一个运动员同时跑短跑、中跑和长跑，还要跑个10英里的小马拉松，这简直是在搞笑。

        以短跑为例，一名短跑选手要同时参加100米、200米和400米三个项目，等于一个人占用了三个参赛名额。

        所以上海队干脆只给每个项目一个参赛名额，100米一个名额，200米一个额名额，400米一个名额，无论是在哪个项目上获得的出线名额的运动员，都要参加100米、200米和400米三个项目。这样一来也就凑足了全运会的参赛人数。

        第二个原因，就是经费问题了。

        派人去比赛是要花钱的，像是去杭州的交通费，参赛的服装费等等，就连运动员在杭州时的吃住，也得给承办方缴纳一定的费用。

        这个钱肯定是上海市政府出，三个人可要比十二个人少花不少钱，派的人越少，花的钱越少。

        上海政府并不是差那几千大洋，关键是是钱都花在了运动员身上，当官还怎么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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