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

        反倒是东洋军府所有人都知道欧洲医术有多简单粗暴不看病理、不知内因、不识药石，一切解决不了的病患到最后都无非二法，要么放血、要么一剁了之。

        因此不论赵士桢还是杨廷相，都未对此事有足够重视。

        直至手下在英格兰贩卖烟草的李禹西与杨兆龙相见，几乎是在闲谈的意外中提起从去年起英格兰黑死病蜂起，他手下几名船员就死于此病埋骨异国他乡，而杨兆龙对这病熟……万历六年播州大疫，他虽未在播州，但左右武士多有亲历者。

        黑死病与疫病，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他脑海中合二为一，联系到最近邸报上沦为笑话的西班牙印度事务委员会的请求，当即上报军府封锁海关。

        这才引起东洋军府的重视，甚至以一种在旁人看来十分过度的反应来应对。

        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几百年鼠疫仅仅在欧洲有一次声势浩大的流行，而事实上，数百年来鼠疫一直横行世间，它催生出无数的医疗方法、倒逼着欧洲人进行卫生改革，也让中原王朝的天命观在一次次对抗疾病中深得人心。

        疫病，尤其是对付鼠疫，这个年代全世界都没有可靠的办法。

        至于死人之多少、波及范围之广狭，无关东西方医学先进与落后，欧洲对付瘟疫的方式是宏观休克疗法，贵族与上流阶级有能力的带着家人远离疫区，去乡下没人的地方围着篝火祷告，《十日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

        至于百姓子民，那边没有子民的说法，贵族关闭城堡大门，各扫门前雪就算高枕无忧，星罗棋布的城堡与庄园之外，全是天然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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