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万历皇帝忧心于国本之事，想着如何拖一年是一年。

        至于宰相申时行这边考虑着致仕之事，那边朝野上下却是飞语不断。

        然而经过京师与无锡的书信往来，林延潮与邹元标两位朝野上下最负盛名的通儒间对话，在当今官员士子之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身为礼部尚书，又有敢言之名，林延潮的两封书信可谓令人耳目一新，令天下的读书人对于事功学派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邹元标的犀利的言辞，也是毫不逊色。

        天下读书人围绕着有明治善治，约礼约法，慎刑繁礼，特别是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行激烈的讨论。

        从兴办义学，再到开办报社，然后事功学派的复兴，以及在读书人圈子里流传，还有科举的侧重，最后是林延潮礼部尚书的身份。

        这些合在一起在读书人中渐渐兴起了谈论实学的风气，不少有识之士目光转向经济民生，而不再是专注于经义礼法之上，这一场朝野上下辩论，就在大明朝这内忧外患的环境下贯穿了整个万历十九年。

        林延潮有些欣慰，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些成果，虽说成功尚远，但是孕育的土壤已是开始松动了。

        林延潮尚未如何推波助澜时，哪知他的学生们更是干了一件，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

        在翰林院的新民报上，方从哲自作主张将林延潮与邹元标二人的书信辩论直接在报上刊发，并以翰林院的立场在二人的辩论后面发表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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